“先复工稳定人心是最关键的，其他的事等复工以后慢慢再说”。

赵骥拉着傅秋涛坐下：“我们之前在农村和县城是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的，大城市特别是武汉这样的工业城市 对我们则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我的意见是复工后先拿出一套简单的暂行管理办法来，不用太复杂，详细的等以后发现了具体问题再一步步调整完善”。

“关键点有这么几个，一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民办工厂必须要派干部进驻监督，同时要在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二是暂行办法中要规定清楚工人的具体待遇保障，包身工这种事情决不能出现我们的治理下，三就是税的问题，该缴的必须得缴，不该摊派的严禁摊派，我们可不能搞什么苛捐杂税来压榨厂家”。

民国时，民办工厂的工人待遇极差，累死人了还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情，我军号称工农武装，自然是不会让工人兄弟吃了亏，派干部进厂监督的用意就是这个意思，必须要逼着工厂主给工人们提供他们应得的待遇。

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同时，也要杜绝国府统治时那些名目繁多的胡乱摊派，赵骥可是学过后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也知道霓虹灯下的哨兵有多么难当，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可别没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糖衣炮弹之下。

“不过嘛，对这帮资本家也不能太客气了”，赵骥深知恩威并施的道理，资产阶级都是有天生软弱性的，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会蹬鼻子上脸，“派人暗中把这些家伙在倭据期间干过什么事都查清楚，如果真有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我可也不是一味卖好之辈”。

“对于被迫给倭寇提供物资的也要罚款作为警示，部队后边可能还要扩军，武器采购也不是一笔小花销，拿来贴补贴补军费也是好的”。

“老傅，我这只是个粗略的大概意见，具体的还是得你根据实际情况来拟定，最好先征询一下中央的意见，取得上级同意，不过不管怎样都先让人复工再说”。

傅秋涛当天就召集各大工厂主开会，宣布了解封复工的决定，同时声色俱厉地要求他们配合独立师稳定城市人心，要是让自己查出谁还在继续散播谣言搞破坏的话，那独立师手头的枪可也不是拿来摆设的烧火棍。

各家民办工厂陆续复工，随着工人待遇增加和额捐杂税的全面免除，工厂主和工人们不仅都把悬着的心重新揣了回去，还都喜气洋洋地接受和认同了独立师的行政统治，毕竟无论站在哪方的角度，独立师的治理都比以前的国府清廉高效得多。

这时候的陕北中央其实也对接收大城市没什么经验，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还是抗倭统一战线期间，所以不久后就发来了一份没有具体内容的指示电报。

中央首先是肯定了独立师先行复工的做法，毕竟后来进上海的第一件事也是急着复工复市，赵骥对此毫不意外。

对于独立师的具体做法，中央则要求把武汉作为试点城市，尽量积累经验和培养行政人才，并没有多加干涉，只要求独立师要定期汇报工作成果和疑难问题，也好给中央以后接收大城市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