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飞机，我似乎不费劲地找到这座小得不能再小的飞机场航站楼的出口，我的行李只有一片背包和我的画具箱，其余的行李都放在上海。我并不知道丧葬要进行几日，但我并没有在老家多逗留的心思，我想我这么一个多余的人，过来走个过场，就可以回去了。

父亲的车还没来，他说他的车子县城那头的高速上堵住了，要晚一个小时过来，要我等等。

我无所事事，在航站楼唯一一家的米粉店里点了碗酸辣粉，权当是今天的午饭。

这座陌生城市的机场空荡荡的，即使是周末，旅客也不多，三三两两坐着新置的候机钢椅上低头看手机的人就最后也乏了，不是起身外出抽烟就是直接躺在长椅上打盹儿。一楼的礼品店门可罗雀，本地导购就倚在各家的门店前，隔空聊天，嗓门颇大，带着浓重的南蛮口音。

这里充斥着旧时乡音，而离开南方北上的我，在一年之后重返，已经无法在曾经熟悉的南蛮口音中找到落叶归根的认同感。我已经没有口音了，仅仅只是在北方待了一年，我说话时已经带上了儿音，变得字正腔圆。

我无法深究这是何时发生的变化，它的循序渐进是没有痕迹的，直到某一天我再接到母亲的电话，我发现了她话语带着南蛮地区的古怪的音调，可以前我为什么没发现呢，因为我和她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南蛮人，我操着与她一样的口音生活，我不会觉得奇怪。

我远去北方，在潜移默化中，我的乡音已经在与周遭环境的融合中被磨去了。可我也知道很多同乡在北方生活许多年，他们的口音还是有的，标示了他们的出身，好像这就是他们的根。而我，我像是已经把我的根给抛弃了，特别是当时隔多年后再一次听见父亲的声音，我发现他的口音比母亲还要浓重，浓重到让我诧异，我会忍不住去想他是我父亲吗？还是什么别的陌生人？

在我印象中，父亲在外的时候说的都是白话，我讨厌他与我对话的时候说着白话，那感觉如同鸡同鸭讲，我和他说话都是回的普通话。因为母亲是语文老师，在家里尽量避免使用方言，所以即使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也是个冒牌货，白话只会听，讲却讲不出来。如今时隔多年，当父亲操着一口正宗南蛮音的普通话与我产生对话，而我在下意识里开始对于他的口音在心口评头论足的时候，我彻彻底底地意识到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根弄丢了。这种意识在与母亲的通话里，还并没有彰显出来，直到父亲打电话给我。

就此，南方的土地，彻彻底底沦为我曾经待过的地方，仅此而已。我无法为它贴上家乡的标签。我把自己的根□□了，但也没有想再把它植栽在什么别的地方，会是北方吗？我觉得并不是。

或许，我从来就没有根，我只是浮萍罢了。

在机场的小食店呆坐许久，与我一般岁数的服务生走过来把我的餐具一并收走，并用抹布在桌上擦得响亮，似乎暗示我是时候可以离开了。我并没有照顾他的心思，而是低头继续玩着手机，直到不久之后，有个男人在身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

他说。

从我十一岁入院后半期到现在，我已经八年没有见过他了。即使他面相上也老了，发际线变高了不少，额间生了暗色的斑纹，抬起额头的时候，皱纹把这些老人斑挤得更加深沉，但他看起来比现在母亲年轻，面色红润，气色也健康，变得稀少的头发新染了黑，把白发都遮住了。他们是同岁的，看来这些年他过得应该是风顺的。

他见我时候笑得有些尴尬和无措，只是站在我背后，我不知道和他说些什么，只是起身拿起包，要和他一同离开。他伸手把我的双肩包要去，单肩挎着。我没有制止他的动作。

怎么带这么少的东西？

他掂了掂松垮的书包，回头问我，我走在他后面，发现他的黑衬衫的腰部绑着一条黑布，

我并没有回答他，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你怎么认出我的？

妈妈发了你的照片给我。

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叫母亲“妈妈”，就如同习惯脱口而出的名字，但母亲在离异之初就已经改了，对我说他是“你爸”。我突然觉得有些微妙的讽刺，讽刺他们之间藕断丝连的联系。父亲换了车，溅满泥斑的进口路虎越野在这座小机场的停车场内显得异常突兀，我选择坐后座，他打开车门把后座上乱七八糟的工具，衣服，丧葬用的炮竹，竹篓里的纸钱都收拾了，放进后备箱，我坐进去的时候，车座底下都是一块块泥巴与水的混合物在晾干后留下来的灰黄色，我的左侧是一只儿童用安全椅，一只发黄的奶瓶倒在椅面上，大概几天前奶水有溢撒出来，车里混着一股淡淡的泥土与奶酸味。座位上有些膈应，用手摸上去，发现手掌沾着许多手指饼的粉渣。

父亲这一辈子，他身上农村的烙印是不会淡去的，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明显，好像他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到达了终点，也固定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根。听说他在老家也开了酿酒厂，一年前，他的现任妻子又给他生了男孩，他的脸上依旧有辛劳的痕迹，但都是意气风发的神色，这些年他的确比母亲过得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