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食堂，周五晚上八点三十分许，即使穿了便服，也藏不住公职人员做派的两位长者坐在餐桌前。

年长的一位正在取笑对面的老伙计：“老章啊，我早就劝你，真情实感判案，伤肝、损肺、焦心——你这几十年都没听进去。”

“金老，您不知道，昨天真把我气着了，上下午连着开了一天庭，全是闹离婚的。这些小年轻儿，离婚挑情人节，冲这日子我就来气。”被称作“老章”的显然是位法官。

陈悠在操作台里一边准备餐后水果，一边笑着听师父和他的老同事闲聊。刚才听到师父说最近政法委和律协又组织了座谈会，老人家仗着资历倚老卖老、讨人嫌地表达了一二三条不满情绪：立案难的窘境初步解决之后，百姓维权仍然困难重重的问题；司法系统人才流失、基层人手不足问题；水平有限的律师大包大揽、超饱和接受委托，损害当事人利益问题。而作为基层法院民事庭审判长的章老师，则是系统里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刀子嘴、豆腐心，陈悠每次听到他孩子气的吐槽，都觉得老人家既可爱又可敬——有时候，人在系统里，真怕自己那颗赤诚火热之心，在日消月磨中，不知不觉就麻木了。

金老笑着开解章法官：“你也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章法官讲述起开庭的情形，仍是气不打一处来：“昨儿一女当事人，家里俩孩子，一女孩儿，一男孩儿，非让把俩孩子都判给她，说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男方就出轨嫖|娼、家庭暴力，她不能把孩子留给男方学坏、受罪。我就问了，你怀第一个的时候，已经知道男方这样了，为什么还生第二个？只生一个的话，法律规定，兹要女方争取，就判给女方，别的什么问题我都不管了。现在俩孩子，只能夫妻双方一人一个。我再照顾你女方，也只能让你优先选，要女孩儿或是男孩儿，我判哪个给你都行。女方就哭了，说法官，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不是商品、物件儿，您要少判给我一个，我就得抱着另外一个去跳楼——哭得心酸，我那书记员儿小姑娘听了，好悬差点儿没跟着她一起掉眼泪，您说这让我怎么判？我只能跟律师说，你给调解撤诉吧，她这种状态，法院没法儿出判决书，依法判决，换哪个法官都是我刚才说那结果。”

金老就事论事，笑着肯定：“现在是，标尺卡那儿，你不照着判，就犯错误；照着判，她真跳了，你责任大了。”

章法官谈起当事人，颇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当事人的岁数就跟自家孩子差不多：“昨儿还我生日，到家我闺女给买那挺大个儿的生日蛋糕，气得我一口都吃不下，我这都快退休了我。”

陈悠端了两份水果盅送到餐桌上，恪守着方碟在下、圆盅在上的规矩，正要转身离开，就被金老喊住：“悠儿，过来坐会儿。跟师父说说，就你接触的案子，你感觉老百姓维权难不难？”

陈悠想起不久前刚刚结案的一桩劳务官司，个人状告央企拖欠劳务费，法院判决个人胜诉——当陈悠把判决结果告知给家里曾有长辈参与过宪|法缔造的世叔伯时，竟得到一通感慨：能判赢就不容易，判给的金额又和诉讼金额八九不离十，个人告赢央企，拿回钱来，这搁以前都是不敢想的，司法改革见成效！——但是陈悠知道，自己和当事人从专业法律角度为这起官司做过多少准备功课，换了没学过法律、不知如何举证、陈述不当的普通百姓，输赢的定数实属渺茫，她踟蹰回答：“我觉得……还是……有点儿难……吧？”陈悠不免想到，另一个涉及死亡赔偿的劳动纠纷，案子拖了三年仍然悬而未决——陈悠知道，这类案子，自己是不敢再接的，她不想再次逼迫自己直面案卷里血淋淋的现场照片，以及数度悲痛欲绝的家属。除了躲在案卷背后感同身受地悄然落泪，陈悠认为以自己目前的状态，暂时无法给予他人任何安慰。

金老用手指在桌面不轻不重地敲击了两下，对陈悠的含蓄表达表示不满，他强调：“不是有点儿难，是太难了！甭管什么纠纷，不起诉，干吃哑巴亏，对个人而言就是经济成本，对国家而言就是法制成本——合法权益受侵害，不报案、不起诉，间接纵容违法行为、降低犯罪成本的，太多了。起诉了，又可能面对周遭人非议，人际关系成本增加，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轻易不惹官非’。”

章法官附议：“这真不像国外，私家小院里‘露天场所吸烟’，都能被邻居告到法院——还不是咱们这儿的‘公共场所吸烟’，人家更严格。外国人觉得正常，中国人接受不了，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金老继续剖析：“求职的时候，人力资源经理还可能上网一查，有官司、事儿多，不敢用你，这就是机会成本。法院立案了，找你开庭，随叫随到，时间成本。要是委托了律师，又一笔开销，对吧？这么多成本算下来，官司赢没赢、赢面儿多大、够不够本儿，都不一定——所以我就说，老章，法官坐在法庭，再难没有百姓难。”

章法官想起司法改革以来从未间断推出的诸多细则：“这几年条条框框越来越细致，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老了，越来越不敢判案了。”

金老颔首：“这是好事儿。‘把权力关进老虎笼子’嘛。”

陈悠提出异议：“章老师您是接受权限制约了，可年轻法官和陪审员还是什么都敢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