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不少人眼中，资本家似乎是在解放后一夜之间就被打倒铲除了，可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建国后，中央是有一个时间跨度达到了数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的（从现在看来这个时间应该远远不够），但有几件事的发生却直接触动了最高层的神经。

其中一件就是刘青山贪污案，时任省会级市委副书记的他通过勾结商人倒卖公家物资一共贪墨了一百七十一亿元，折合成现在的物价大概是一百七十万元，放在当时是一笔不可不扣的巨款。

刘青山是个1931年就入党的老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死亡考验都不曾变节，所以案子爆出来以后大家都十分意外惊诧，认为是资本家的恶意引诱才使得一个如此忠诚的干部堕入深渊，是对我党有预谋、有组织的敌对破坏行动。

后来又随着其他几件不同类型的大案接连发生，使得党内当时普遍把矛头指向了阶级斗争的方向，进而提前终止了公私并存的过渡期。

在赵骥这个穿越者的眼中，贪污案就是贪污案，是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无法避免的，其实我们的制度已经在这方面做到了全球最优解，西方的贪腐案件数量少不过是因为他们把资本寻租政治权力给合法化了而已。

可赵骥也知道，眼下这个时代的人们未必跟自己是同一个想法，大家很可能会因为某个具体的案件而把打击面扩大化。

不行！既然我已经穿越而来了，那就绝不允许在这个时空中再去浪费时间走弯路！

“说案子就说案子，不要扯其他的事情”，赵骥首先给今天的会议目的定了调，“是否开展阶级斗争那是中央才有权决定的，我们一个边区党委就不要越俎代庖了”。

陈光这辈子吃亏就吃在说话经常不过脑子，被赵骥不指名点了这么一下后便闷着头不再喊打喊杀了。

“在这个案子上，我的意见是赵凌波按纪律该杀就杀，大成纺染在军需供应中以次充好，相关责任人依临时接收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牵涉不相干的人或事”。

赵骥说完看向旁边，傅秋涛立即会意点头道：“我也是这个意见，中央只是让我们拿出对这个案件的处理建议，可没叫做别的”。

陈奇涵当即就发言表示支持，郭勋祺也点头默认下来，这事儿的处理就此敲定。

散会后，赵骥单独留下了傅秋涛：“政委，给中央的报告就由你来执笔吧，我觉得报告里有必要跟中央说清楚，这就是一起孤立的个案，并不意味着我们整支队伍都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请中央一定要对我们有信心”。

“既然武汉是我们接收的第一座大城市，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我们会针对这件事进一步调整修订临时规定，一定能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大城市管理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