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面露微笑，说：“我已经把新的计划通报给了外相。来中国这两年，我越发觉得中国形势的复杂。所以也在收集情况的同时，不断调整对华方针。”他看向肖途说道：“你先回报社，写一篇长沙会战的稿子。我想你马上就有件大事情要做了。”

果然10月底，武藤志雄再次召见了肖，说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布置给他。肖途来到武藤志雄的办公室，见他颇有些兴奋，想来应该是他的计划得到的肯定的回复。武藤志雄说：“这次我的计划受到了外相的重视，他把这个设想会知了内阁。现在他告诉我，让我试试这个计划。所以今天要你到领事馆来,就是商量这件大事。”

肖途见武藤志雄如此兴致勃勃，也觉得有些疑惑。武藤志雄继续说道：“我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主要阐述日中和善对于东亚振兴，对抗西方列强的好处，这样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的政府，打造一个繁荣的中国。再由日中两国一起共同振兴东亚。随后我们就能开展更加广泛的建国运动，实实在在为日中永久和平和振兴东亚尽力。”

肖途听得一头雾水，问：“武藤领事是说要开展一个建国的运动？”“是的!可以称它是‘兴亚建国运动’”。武藤志雄点头道。“那这个运动和汪精卫、周佛海先生正在筹备的事什么关系呢”肖途好奇地问。武藤志雄稍微想了一下说：“唔!这个……可以这样说吧。你很清楚,现在的和平运动虽然有汪先生在行动,可是参加进来的人都是些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商界,也就是社会的中上层。”

武藤志雄停顿了一会，说：“而一个运动缺少社会广大中下层人士的参加那是很不牢靠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推动、参加、实现帝国的事业。最好的做法就是先从舆论开始着手进行。只有调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个建国运动才能更加深入人心，建立的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肖君，如果这篇文章能写好，说不定你的前途会更加宽阔！”肖途听了武藤志雄的话，仍然觉得不是非常明白其中的用意。不过还是领命，并说会先将文章的草稿给武藤志雄先过目。

离开武藤公馆，肖途立即联络潘汉年，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作了汇报。潘汉年静静地听着,从肖途的汇报中极力揣摩武藤志雄导演这幕戏的“主题”在什么地方。而肖途充满希望地等待他拿出一条妙计,潘汉年思考了一会开口说：“我看这是个机会,也许还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也许可以向敌人营垒更加广泛地滲透。在敌人营中建立我们的内线,需要的就是这种机会。”肖途更觉得疑惑，请潘汉年详细地解释。

潘汉年又仔细考虑了一下，认真地说：“我估计武藤志雄想要的绝不只是一篇文章,而是通过这篇文章发出一个‘宣言’,一个‘号召’,甚至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派别。如果真是这样,你也许能获得相当大的号召力,敌人的高层就会拉拢你。这样能接触到更多敌人的高层，掌握他们的动态和想法。你在敌人营垒里地位越高,发展越快,获得重要情报的机会就越多,对革命的贡献也就越大。你说是不是？”

肖途默默思考着,他再一次对潘汉年透辟的分析能力感到惊叹和佩服,而且决断十分有力。潘汉年进一步解释道：“汪精卫正在极有兴致地组织他那个‘中央政府’”,可是日本人并不完全信任他。换句话说,为了更牢固地控制他，日本人还想扶持另一个或另几个政治派别来掣肘他。汪精卫他们自然也很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所以对于这些日本人扶持的其他派别，就会用各种方法消化掉。这样才能把这个‘政府’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我们渗透的机会，让他们消化我们的人。”

听到这里，肖途才恍然大悟，他先是惊讶于现在时局的复杂，同时也更加佩服潘汉年把握机会的能力和见识。似乎他能从任何一点细枝末节里发现对组织有利的地方，并加以利用。于是肖途很兴奋地点点头。潘汉年也笑了起来说：“你如果能利用日本人的这一想法和要求,他们就会把你捧起来,你反过来又可以利用他们达到分化、渗透伪政权的目的。这难道不是的机会吗”

肖途也兴奋地想了会，忽然想到一件事，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潘汉年见了，问道：“你觉得有什么问题？”肖途有些苦涩地说：“如果我变得有号召力，那不就是要我公开当‘汉奸’？我现在接触的人虽然多，但是基本用的是记者的身份，而且发表文章也是用的笔名。真正知道我的人也就在报业。”潘汉年听了他的话，看着他这副表情,笑了笑说：“当然,这对你说是不大愉快的。你会从原先暗地的‘汉奸’，变成明面上的‘汉奸’。这当然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惜毁誉，承好友的误解和公众对你的唾弃。”肖途也苦笑了一下。

而潘汉年继续说道：“可是党组织知道你、相信你,我也会在秘密工作允许的范围内，为你你创造必要的条件,尽可能减少舆论对你的压力。我希望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在敌人营垒中开创我们的据点——存在才能展,存在就是发展。你明白了吧？”

肖途思考了许久，终于咬了咬牙说道:“好吧,我就按照组织的布置往水里跳!文章我来写,修改权在你,该把话说到什么程度，你比我高明。”不过肖途随后笑了一下说：“潘先生,说句笑话吧。你可要千万保重,不能死了。不然我这个假汉奸对谁也说不清楚,那岂不太冤枉了!”

潘汉年听肖途这样说,也只笑笑。他心里有恃无恐,来上海前就得到了中央指示:凡在敌占区的隐秘系统,都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若没有中央这把“尚方宝剑”，他潘汉年个人怎敢决定把自己同志“推下水”去!

1939年11月，在上海、东京各大报刊上同时刊登了一篇洋洋万言的署名文章：《兴亚建国论》。这篇文章的主旨虽然也和汪精卫一样主张“彻底实行中日亲善”、“坚决反共”,可是立论的角度和汪精卫很不相同。汪派的论调是“中国如果抗日,必然会亡。而中日亲善是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兴亚建国论》则强调中国如果要强大,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要反对西方就必须振兴东亚,就必须实行中日联合亲善,中日亲善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大计。

不难看出,《兴亚建国论》比汪派的论调更富于欺骗性、焖动性,也更有利于日本侵略者麻痹、消蚀中国人的民族自强、自信心。这样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同时在中日文版的各大报纸上刊登,说明了日本主子的赏识。自然也引起了投靠日本方面的高官的注意。社会各界更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禁好奇：作者到底是谁？只见刊登出来的署名是“严军光”,但是这个名字不论在中国的政界还是文化界都很陌生，好像是新的一个笔名。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位作者不久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