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十出头还在打光棍的赵凌波被牵着手揽上对方纤细的腰肢时，他的意志瞬间就崩溃得一决千里了——其实这些资本家也不都是那么坏嘛。

在彭老板点头同意把女儿嫁给他以后，大成纺染成功地在招标中吃下了独立师冬装供应的大头份额。

狗屁军纪严格，也就是能比国军好一点，还知道遮遮掩掩罢了！

仗着有这位当政治部主任的未来女婿撑腰，拿独立师当了国军看待的彭老板直接在棉花里掺杂了大量的苇絮、干草等填充冬装。

等到赵凌波从下属那里获悉此事时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可刚想要设法掩饰蒙混过关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报到了政委傅秋涛那里。

傅秋涛一听头都大了，这可是他从原新四军一纵指名点姓要来的人，杜斌彬脱离军职出任武汉市长以后，赵凌波也是他极力推荐接替政治部工作的。

“先把人抓起来，涉案的人员统统扣了，这件事太大了，不是我能决定得了的，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我和赵副军长商量过后再说”。

别说政委傅秋涛了，以赵凌波的级别，如何处理他赵骥说了也不算数，必须要由陕北中央来决定，但独立师自己必须得先拿出一个初步意见来表明态度才行。

班子会议上，副师长陈光的态度就跟他的脾气一样简单而刚烈：“直接毙了得啦，这种人不弄死还留着干嘛，依我说就该连那些资本家也一起毙了，好好的一个干部，结果就这么被他们给拖下水了”。

另一位副师长郭勋祺碍于自己以往的经历在这件事上更是小心翼翼，为了表明阶级立场，跟以前的自己划清界线，他虽然心知赵骥大概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但还是简单表态：“我同意陈光同志的意见”。

参谋长陈奇涵是个老成持重的人，这位后来担任了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开国上将在表态时慎重得多：“赵凌波肯定是罪无可恕，但现在是抗倭统一战线期间，如果把所有资本家全部赶尽杀绝的话未免操之过急，而且很可能会导致解放区内部矛盾的加剧”。

他看了看赵骥的表情，见他面色如常以后才又续道：“简单一句把资本家都打倒说起来倒是容易，可拥有多少家产才算资本家呢，当年博古在中央苏区打土豪的教训可是殷鉴不远”。

陈奇涵说完再次看向赵骥和傅秋涛，两人都沉默不语，显然心中各自正在计较。

傅秋涛在接收武汉时对于如何处理资本家这个问题是跟赵骥交换过意见的，猜得到也赞同赵骥的心意，可赵凌波实在跟他关系匪浅，有些话如果由他主动说出来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所以只好暂时保持沉默，不把话给说死了。

而赵骥则是担忧得更为长远，陕北中央眼下明显是把武汉作为以后治理大城市的一块试验田，给了自己非常宽裕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自己如何处理这件事将会对未来的国策产生影响深远的重大意义。

身为一名穿越者，赵骥可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建国后天津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对后来的国家经济制度带来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剧变！